陕西肺结核患者平均每位享受补助800元

百度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泉州各级共青团组织、青年志愿者协会累计组织发动10万名青年志愿者向社会提供超500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和近1000万元的帮扶资金。

　　气候变化，正在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实实在在的问题——越来越暖的极地、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多地爆发的山火……对于这些，每个普通人都有切身体会——气候变化正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和现实威胁。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金融被寄予厚望。“全球低碳转型仍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撬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本，持续推动金融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在日前举办的“第四届气候友好型金融机构研讨会”上表示，要积极推动气候友好型金融机构建设，不断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经济转型的支持作用，完善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政策标准及产品体系，这也是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应有之义。

　　那么，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气候友好意味着什么？要实现气候友好又有哪些挑战？除了我们熟悉的“信贷”，资本市场、保险等金融机构又可以如何向“绿”？

　　总体资金缺口巨大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化行动，其中，资本的支持不可或缺。从国际上看，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步伐在不断加快，融资和资金机制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更广泛社会资本的支持被寄予厚望，需要持续推动金融创新。

　　“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达国家做出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到去年迪拜气候大会(COP28)推动损失和损害基金正式落地，再到今年的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即将讨论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资金议题的谈判在不断加强。”张洁清谈到。

　　但客观来看，实际筹集的资金和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据权威机构测算，仅仅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领域，我们每年的资金缺口可能高达2.5万亿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昕谈到，当前气候变化引发了社会经济的风险，又带来了绿色低碳转型迫切的需求，这实际上是对投资机构提出的艰巨挑战。

　　应当看到，中国在相关探索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张洁清表示：“从2016年七部门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内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实践不断丰富，取得了很多成果。”她谈到，当前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居世界首位，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居世界第二，创新型债券市场也快速增长，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各类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引导大量资金投向了绿色转型领域。

　　此外，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以及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有力推动了气候投融资体系的形成。

　　但是，多位专家谈到，目前以绿色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很难满足低碳技术发展所需的长期资金。“很多进行零碳转型的行业依赖于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基本上都是处于早期开发或者是示范阶段。”张洁清认为，下一步，债券、基金、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有广阔投资的发展空间，此外，高碳行业的转型会推动转型融资需求的增长，资本市场要进一步推动转型基金等创新融资工具加快发展。

　　多元化投融资“各司其职”

　　实际上，除了我们熟悉的绿色信贷，业界对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寄予厚望。

　　“资本市场为气候投融资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CIFA)常务委员刘凡解释，中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接近3万亿元。如果考虑未贴标但实际投向绿色产业的债券，广义的绿色债券余额接近5万亿元，实现碳减排3.7亿吨。

　　尽管规模与绿色信贷相比尚显较小，但不同的投融资模式可发挥不同作用。“目前绿色信贷规模约30万亿元，而绿债的规模约为3万亿元，从规模上看是绿色债券大于绿色股权、绿色信贷大于绿色债券。”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肖磊谈到，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所需的融资方式不同。“从0到1更适合股权投资，银行的低成本资金则可以在后期发挥作用，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绿色债券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他解释说。

　　“目前来看债券的融资成本定价更加市场化，好的企业一般会拿到低于信贷资金成本的价格。”肖磊表示。此外，债券作为股票之外另外一种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其“灵活”特点能对整个企业融资起到更好的补充效果。

　　资本市场被寄予厚望。中金研究院执行总经理陈济认为，技术创新直接融资需要在实体经济和资本之间进行跨时空的配置，资本市场对绿色低碳转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风险投资副总裁荣磊谈到，区别于银行等资金在企业规模化阶段进入，风投可以为转型技术企业提供初始的启动资金。

　　对于保险，英大泰和财产保险总精算师刘安泽表示，保险在负债端和资产端都能够支持低碳转型，而且险资长期性特点符合低碳转型项目长周期的资金需求。他解释，保险的特点在于其风险分散机制，能够帮助绿色转型项目降低风险；此外，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特点，使得险资在资产端更喜欢做一些长期投资，与绿色转型项目需要长期资金的特点相匹配。

　　实际上，中国较早建立了金融监管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框架。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政策研究司处长王清容介绍，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债券、基金、信托、股权投资、保险等多种工具，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能源转型、低碳技术研发等领域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支持和风险保障。其中，保险机构为绿色产业和项目发展提供财产险、责任险、意外险、保证险的一揽子保险产品和服务。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金融机构通过强化适应气候变化的投融资和保险保障，增强产业和基础设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韧性，提高农业、水资源、林业、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领域的信用能力，特别是在巨灾保险、气象指数保险等特别有助于降低气候风险损失的产品。

　　“发展气候投融资，给各类金融机构带来了一些机遇，成为气候友好型的金融机构，可以说是一个新赛道。”王清容表示。

　　信披等基础制度仍待夯实

　　当然，尽管气候友好已成为很多金融机构的目标，但客观来看，绿色投融资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当前金融机构绿色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仍然比较低，在推进气候投融资发展中尚面临着一些挑战。”王清容谈到，气候投融资项目的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气候投融资业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刘凡认为，国内绿色债券市场进入了需要精细化发展的阶段。“我们亟待提升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水平，此举有利于规避漂绿风险，且有助于量化绿色债券投资效率。”他谈到，国内部分地区已开始先行试点建立环境效益指标体系，强化绿色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这是中国领先于世界的良好实践，所形成的经验可以向全球共享。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国内绿色金融的发展在从“写意画”向“工笔画”过渡，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持续完善，标准体系持续健全，而未来仍需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及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推动绿色电力发展及碳排放核算，以满足国内产业转型需求，应对欧盟碳关税政策带来的压力。

　　“现在有很多信披规则，但侧重点各不相同。”鲁政委谈到，“比如ESG在很多国家规则不同，有的规则实际上根本不是绿色的。比如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ESG评分中，E指标大概只有13%的权重，S占54%的权重。”他解释，这类ESG评分高的企业很可能和“绿色”毫无关系。

　　在鲁政委看来，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具可比性的模板是ISSB的披露模板。“大家在标准的逐渐趋同中，才能更好展开对话与合作。”他谈到。

　　张昕勾画了气候友好型投资机构的框架和要素。与其他专家相似，他提出构建统一规范的金融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和气候友好型信息披露制度是重中之重，并就建立完善这两个关键制度提出设想——至少要做到三方面工作，即构建一个有效的技术规范体系、构建一个有力的政策机制、构建一个共享的平台体系，同时要从绿色低碳财税、绿色低碳消费、市场机制建设三个维度的政策协调、机制协同。

　　“我们正在加强数字化建设，将引导银行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对气候和环境风险的管理能力，探索建立健全环境信息数据库，评估相关风险敞口，有针对性做好应急预案。”王清容介绍说。此外，她表示，目前金融管理部门正在与相关部委在碳核算、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分步分类建立覆盖各类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的披露制度，共同推进数据基础建设，提高企业披露信息数据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为银行保险机构加强风险管理奠定基础。